中国云南普洱茶在中国茶的地位及在世界的影响

    谈古论今话普洱

    普洱茶是历史上普洱府辖区内各族人民及其先民们对中国茶叶的重大贡献。普洱茶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府因普洱茶而扬名。以云南大叶种茶树的鲜叶原料，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普洱茶，以其悠久的历史、肥厚的芽茶、黄亮、褐红的汤色、香淳的滋味、神奇的保健功效，在国茶中独领风骚，在世界享有盛名，深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特别是近几年来茶界竞相品鉴、收藏、普洱茶更加风靡一时，并以“不需要保质期的产品”、“有生命的古董”而走俏国内外市场。

   　普洱茶源，源远流长

    云南省思茅市是中国乃至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种茶制茶、利用茶的地方。从地质古生物学和茶树起源的自然生态环境看，至今发现的3540万年前的思茅市景谷宽叶木兰化石到市内广泛分布的中华木兰化石；从镇沅千家寨2700年的野生型“世界茶王”和分布市内各县的20万亩野生古茶树群落，到澜沧邦崴千年过渡型古茶树和景迈、芒景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茶树起源、生长、繁衍、进化、栽培的链条环环紧扣，廷续进化的历史轨迹无比清晰，充分证明思茅市（普洱府）辖区内是当之无愧的普洱茶源，世界茶乡。

    从最早的传说和文字记载看，神农氏作为史前传说人物是这一时期人类智慧的代表，距今5000—15000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已广为流传并见诸文字，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手神农，闻于鲁周公”。镇沅千家寨2700年野生古茶王树和澜沧邦崴千年过渡型古茶树的发现证明，发现茶的神农可能就是云南的古滇人，他的后裔当然是古代濮人以及后来的各兄弟民族。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西南八个小国其中有濮国）支持……丹漆荼密，皆纳贡之”。纳贡的茶叶便是当时居住在元江、红河、澜沧江流域的濮人运去的。由此可见，思茅（普洱府）产茶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澜沧县芒景村发现的濮人后裔布朗族种茶“功德碑”记载，万亩古茶园的种植始于傣历57年（695年），距今1309年，进一步证明最早将野生茶树栽培驯化并进行规模种植的是古代濮人及其后裔布朗族。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诗经》，距今2700多年。在《诗经》305篇诗中，写到茶的有7首，其中《邶风•谷风》有“谁为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苏轼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在黄州作过一首《向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开头有两句：“周诗记荼苦，茗饮出近世”。苏轼认为饮茶虽然盛行在唐宋，但《诗经》中早已有茶的记述了。唐代樊绰在《蛮书》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的记载，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亦有“茶出银生诸山”的记载。银生城在今景东县，银生诸山指的是无量山、哀牢山及其澜沧江中下游的余脉。上述所有、有关茶的记述可以说都是普洱茶的前身。

    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78年）在普洱设普日思么甸司，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治地改为普耳，万历年间称普洱，这时普洱已成为茶叶集散中心，在普洱生产和集散的茶叶被称为普洱茶，明代谢肇淛在《滇略》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普洱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茶饮，名扬全国。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设立普洱府后，普洱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趋繁荣，普洱府辖区内产的茶叶统称普洱茶，都要集中到普洱加工集散，通过以这里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五条茶马古道向外运销茶叶。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在思茅设思茅厅，将攸乐同知迁往思茅，改为思茅同知。思茅又成为普洱与景迈、芒景、邦奈、小景谷、罗家山、宽宏、景星、花山等茶山和西双版纳各茶山之间的中转站，因“普洱茶外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67年）思茅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外地商旅纷纷落户思茅，建立同乡会馆和茶号，专营茶叶的茶庄就有二十二家，据史料记载：“每年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者络绎于途”，每年销售茶叶达5000多担，可以说清代是历史上普洱茶的鼎盛时期。